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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宇宙经纬,易天地春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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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格决定命运  

2009-09-18 18:37:01|  分类: 读书笔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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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附逆的性格分析:冷漠 排斥感情

 

……鲁迅意味深长地说: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,而他又是如此昏。“七七事变”前后,鲁老太太很忧心地对人说:“我真为老二担心,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,很少有他的名字,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……”真是知子莫如母啊。

性格决定命运 - 老婆骑马我赶驴 - 博宇宙经纬,易天地春秋周作人

本文摘自:《周作人的最后22年》  作者:耿传明   出版:中国文史出版社

鲁迅和周作人虽是兄弟,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。鲁迅的性格比较峻急,热烈而又冷峻。周作人则比较安静、和缓、低调,虽然偶尔也有强硬的时候,但差不多都是被激发出来的自卫性的决绝和反击。

“知子莫若母”。周氏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在周作人刚刚出生的时候,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,很少哭闹,就是肚子饿,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左觅食,却也不哭。所以她对丈夫说:“这孩子是耐性子。老大像我的,他是像你的。”这大概属于先天气质上的差异。

鲁迅排行老大,是“承重孙”,所以责任心重,父母对他的要求也严格,期望值也高。周作人是老二,幼时得过天花,身体较弱,父母对他要求较松,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。两个兄弟在一块的时候,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,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,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,不太喜欢抛头露面。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,大量繁重的事情,比如跑当铺、请医生、抓药等等,都是由长兄承担的。

这些事情,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,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“乞食者”,跑当铺遭人奚落,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,成为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,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,没有多少感觉,甚至还觉得鲁迅有点小题大做,过分敏感。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、到南京求学、到日本留学等等,都是鲁迅先行一步,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。连到北京大学任教,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。特别是到南京读书,是周作人一生中很关键的一步。所以,当时周家人都说,老二是周家的一个“福人”。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:“其实他们兄弟,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,谁也没有福可言,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,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,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。”

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长处有公允的评价。她说,老二很爱整齐,他的抽屉,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,他包的东西,棱角分明,捆扎细致。他的性格和顺,遇事很好商量,对人谦和。鲁迅去南京读书时,鲁老太太曾借贷凑了8元钱给他,而当周作人去南京读书时,老太太连8元钱也难筹措了。但周作人理解家里的难处,拿了点路费,高高兴兴上路了。

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短处也有评说。老太太说,周作人因为排行老二,依赖性强,事事要依赖家里人,特别是依赖老大。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,在他的心里,家里的事都应该由长兄负责,与他无关,他比较自私。

鲁迅南下后,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条探望自己的母亲鲁老太太。有时母亲身体不适,就由信子或信子的妹妹,即周建人的夫人芳子去看望。他们仅仅给鲁老太太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服用。还好鲁老太太身体底子好,平时饮食小心,所以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。

1932年,也就是周作人和鲁迅关系破裂后近10年,鲁老太太生过一场病。其时鲁迅已经在上海定居,并生下了周海婴。鲁老太太则随周作人等住在北京。病刚开始,并没有引起周作人等人的重视,及至病情日渐严重,才请了两次医生出诊。就是在这个时候,周作人赶忙给身在上海的周建人写信,告知老母生病情况。

好在当时鲁老太太对居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并不寄多大希望,她托人给鲁迅发了电报。等到鲁迅一回北平,周作人马上就放手不管了。

鲁迅回家,即为老母延请医生检查治疗,并亲自服侍,多方安慰。鲁老太太的病情日见好转,精神也好多了。有时老人和鲁迅谈谈家常。谈到八道湾,老人家告诉鲁迅,信子和芳子已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。还告诉鲁迅,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,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,一遇风吹草动,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“周宅”摘下,换上“羽太寓”的牌子,还挂上日本旗,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。而周作人对信子等人,听之任之,不加制止。鲁迅意味深长地说: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,而他又是如此昏。

“七七事变”前后,鲁老太太很忧心地对人说:“我真为老二担心,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,很少有他的名字,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……”真是知子莫如母啊。

1936年,鲁迅去世后,鲁老太太对周作人说:“老二,以后我全要靠你了。”

据说周作人是这样回答的:“我苦哉,我苦哉……”

他的责任心的薄弱,也的确与他在家中排行“老二”的身份有关。因为父母往往对长子寄予较大的希望,在情感和物资上也投入较大,最为得宠。即使在家已破落的情况下,我们也可看到,鲁迅得到的家庭重视和培养要比周作人多。相应地,长兄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。但这对老二来说,或许会有一种不公平感,他对兄长的恭顺态度中或许会隐藏下一种羡慕、嫉妒的因子,一旦有小事引发,很可能会唤起旧怨,导致裂痕扩大,甚或割席断带、彻底决裂,不可收拾。这在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中表现得较为突出,也终于导致了兄弟反目。

周作人一直记着当年在日本留学时,鲁迅曾对他报以老拳的事情。可见鲁迅的偏急、峻切,和周作人散漫、固执会产生怎样激烈的冲突。据说当时是因为鲁迅催周作人译书,周作人因为天热、气闷,不愿意干,鲁迅急了,就照头上给了他一拳,后来被许寿裳等人拉开了。

总之有大哥在场,做弟弟总是感到有点拘谨、压抑,特别是有一个鲁迅这样能干、严肃而且有点尖刻、强悍的哥哥。

除此之外,周作人的性格中,确实还有一种“居家和尚”式的淡漠,对亲情和世事都看得很淡,时时要把自己从所属的一切人事纠缠中,解脱出来,遗世独立,以获得一种逍遥出世的自由和安宁。

鲁迅对周作人的惟一评价是“昏”。此字并非尽是谴责,而是说周作人是一个沉溺在内心世界里的内倾、固执、自负、不通世故的人,对外部世界兴趣不大,不愿也不善于与外部世界沟通,社会现实感薄弱,不明大势,很可能会孤行己意,步入被四面包围的绝境。

周作人的性格中还有一个特性,那就是回避激情、崇高以及戏剧化。他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《知堂回想录》中,就挑出了不少鲁迅回忆中所谓“诗化的成分”。他说,鲁迅具有一种小说家,诗人的天性,即使生活中并无其事,也会根据创作的需要进行虚构,使事情戏剧化、激烈化;他周作人自己呢?则纯是散文家天性,追求的是平淡之自然,即使是会激起激裂的情感反应的事,在他那里也会被淡化处理,不愿陷进情感的旋涡中,喜欢冷然旁观,或以诙谐幽默、自嘲来化解心中的块垒。如他将被军阀殴打的群众,称作是自己不识相的“碰伤”等等,颇有一种“黑色幽默”的味道。

周作人性格的沉静之中,也包含着清高、孤傲的因素,他有个笔名,叫“鹤生”,典出于日本留学时,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“鹤”。因为在同乡、朋友相聚聊天的时候,周作人常常是在一旁旁观、沉默,不和大家打成一片,使蒋抑卮感觉他很骄傲、清高,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。他对这个绰号看起来也能接受,不然不会在以后起了个“鹤生”的笔名。

他在北大讲课,据说听讲的学生极多,大都是慕名而来,校外、校内的听众挤满一屋子。但要说他讲课的时候风采,那是谈不上的。晚年冰心被邀写一写周作人,老人给邀请者陈子善写了这么一封回信:

关于周作人先生,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,我在燕大末一年,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,他很木讷,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,上课时打开书包,也不看学生,小心地讲他的,不像别的老师,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。我的毕业论文《论元代的戏曲》,是请他当导师的,我写完交给他看,他改也没改,就通过了。

……鲁迅意味深长地说: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,而他又是如此昏。“七七事变”前后,鲁老太太很忧心地对人说:“我真为老二担心,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,很少有他的名字,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……”真是知子莫如母啊。

20世纪30年代,作家无名氏(卜乃夫)在当时的北平自修,也慕名到北大听过周作人的讲课,并在周作人“落水”后写下了这样的回忆:

铃声响过不久,教室门开了。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,跨进一个中等身材——个儿不算太矮的人,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,黑色布鞋、光头、白眼镜,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。……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,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。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,却是踌躇不决。他未开口之前,总要用手抓头,考虑一下,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,辅助词用得很多。正像他写文章一样,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,会成为一颗炸弹。

卜乃夫认为,正是因为周作人的“踌躇病”已病入膏盲,难以用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去摆脱困境,所以最后在泥潭里越陷越深,无法自拔。这或许是知言。

周作人的母亲说周作人为人随和,好说话,不愿与人争吵,为俗事分心,很容易被人看作是谦和,其实里面也包含着“傲慢”的因素,一种蔑视世俗的超然。不过,说到应对日常事物,周作人的确显得有点低能和力不从心。

但这一切,能为他的附逆提供什么呢?尤其是能为他晚年的不幸负责吗?或许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意思。但据熟悉周家情况的俞芳分析,周作人不能南下的几个理由,都可以视作是托词和借口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,周作人看到同事们扶老携幼,纷纷离开北平,思想上也一度犹豫过。待和夫人信子及其妹妹芳子等人一谈,立即遭到反对,她们都不赞成离开北平,认为北平有众多的“日本朋友”,即或日军打进北平城,也不会难为周作人和他的家属的。“平安无事,一动不如一静,”这是周作人的结论,倒也暗合他的天性。

于是,周作人以“上有老、下有小、家累重”为由,决定不离开北平。

上有老,显然指周作人81岁的老母鲁老太太。81岁的老人确实是不适于长途跋涉的。但鲁老太太深明大义,连曾朝夕相处的鲁迅1926年离开北平去上海定居,她都不加阻拦。周作人若因抗战关系,要离开北平,老人家怎么会阻拦呢?再说,周作人夫妇决定了的事,鲁老太太即或要拦阻,也是拦不住的。

下有小,就更说不过去了。当时周作人的孩子都已长大,连芳子和周建人最小的儿子周丰三,也有十五六岁。

家累重,倒是事实,因为他们平时用钱没有计划,积蓄不多。离开北平,如不降低生活标准,是有一定困难的。但周作人是教授兼名作家,到处可以找到工作,离开北平,低标准地生活,如果稍加克服,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

所以,“上有老、下有小、家累重”纯属他们不离开北平的托词而已。

周作人没有离开北平,日本特务就指使大、小汉奸,特别是文化界的汉奸,拉拢和劝诱,加上日本老婆信子的怂恿,多方面、多渠道地做周作人的工作。他们根据周作人的特点,投其所好,诱之以利,满足他的一切需要,尽量使他享受舒适、奢侈的生活。

应该说俞芳的分析是平实可信的。但也应该考虑到周作人有个日本太太的特殊性,到大后方是否能够适应那里的生活、会不会因是日裔而受歧视、周作人能不能找到足以养活这个大家庭的工作等等。其实,即使不南下,也未必就一定当“汉奸”,当时留在北平的知识分子也不少,找点小事情,勉强维持生活也不是不可能,钱玄同、俞平伯等都是这样过的。

但周作人显然与一般知识分子的想法有些不同。首先,周作人看到抗战之初,中国是在孤军奋战,几乎得不到什么国际上的支持,英美等国都在“坐山观虎斗”,而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几乎是不可能的,所以中国的失败只是早晚而已。

再者,对于领导抗战的国民党、蒋介石政府,周作人一向抱着轻蔑、怀疑、厌恶的态度。他对蒋介石的“清共”、“四·一二”政变等,都持批判、反对态度。认为蒋介石其人一无可取,不值得信任。

其实,深究起来,周作人的“附逆”与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有关联。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的民族、国家、固有传统缺乏起码的温情和敬意的人,会成为一个“爱国者”。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恶感,主要表现在对韩愈这一类的道学家的厌恶上:

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,器识文章都无可取,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,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。他们只会做文章,谈道统,虚骄顽固,而又鄙陋势利,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,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。

与周作人对韩愈这样的“道学家”的厌恶不同,陈寅恪则钦敬韩愈,因为韩愈的身上鲜明的体现着一种民族气节和民族文化意识。陈寅恪在《论韩愈》中论及韩愈排斥佛教,标题即为“呵抵释迦,申明夷夏之大防”。也恰恰是这类带有“方巾气”的人物,在民族生存的危机关头,表现出一种“壁立千仞,只争一线”的民族精神和气节来。周作人完全拒斥诸如此类具有刚性和正气、富含“钙质”的精神食品,也就极易患上一种文化上的“软骨症”,他后来的附逆也就不那么不可理解了。

周作人贬斥韩退这样的人物,对秦桧这种民间齐声痛骂的“汉奸”,却颇具同情。1935年10月和1936年9月,周作人连着写了两篇文章来为秦桧翻案、辩护。当然,周作人为秦桧翻案还在抗战之前,还没有附逆成为汉奸。但即使这样,依然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片面。除此之外,是不是也可以看出周作人日后的附逆的原始基因呢?

周作人显然带有排斥情感的唯理性化的倾向。依据这种思想,周作人的附逆,在他本人看来,不过是“个人至上”的生存理性应该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具体表现罢了。按照柏拉图的说法,人的心灵是由理性、欲望和精神三部分构成的,三者缺一不可,周作人单纯地讲理性和欲望,贬斥精神,显然会造成自身文化心理上的失调,由此走上“生存第一”之路。周作人知道这中间的失误吗?他知道他晚年生涯的不幸的由来吗?关于这一切,他似乎始终未曾正视过,只是到死都在忙于为自己的“附逆”进行辩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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